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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在12月16日由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合作舉辦的首屆互聯網治理智庫聯盟高峰論壇上被一一提出、討論。本次論壇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互聯網與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協辦，上海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指導。政界、業界、學界近百名嘉賓出席會議，國傢及地方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相關負責人、國內17餘所互聯網治理智庫的研究專傢及媒體業界精英，圍繞“網絡理政”展開深入對話交流，啟動復旦發展研究院網絡理政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會議成果發佈環節，中山大學發佈瞭《互聯網與國傢治理年度報告（2016）》，以“網絡空間治理和輿論場調試”為主題，緊扣社會網絡化發展的“大變局”，從網絡輿論、內容生產、法治發展與治理模式、基層網絡治理創新和國際網絡治理六個方面探索互聯網治理的發展路徑、創新機制及現代化模式。復旦大學發佈瞭《2016中國網絡理政十大優秀案例》，涵蓋瞭網絡安全、網絡服務、數據公開、網絡溝通、危機應對、網絡協商等各個治理面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門戶網站到廣東、上海、湖北、山西、寧夏等地方案例名列榜上，反映瞭從中央部委到各級地方政府積極努力建設開放、透明、負責任的數字政府的有效舉措，代表瞭中國政府網絡理政和數字政府建設的創新方向。
對互聯網治理智庫聯盟未來的發展方向，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焦揚提出瞭“三個協同”的目標，即“多學科協同，構建網絡研究的創新范式﹔多校協同，打造網絡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多領域協同，廣泛benz音響改裝凝聚政府部門、學界、業界的智慧力量。”
國傢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絡新聞信息傳播局副局長孫凱認為，新舊媒體的融合與轉型推動兩個輿論場開始迅速交融，網絡媒體的議程設置和信息擴散能力在新舊媒體此消彼長的競爭中快速增強，網絡輿論進入科學化調適和引導的新階段，開展互聯網治理“跨學科、跨地域、跨院校的交流合作”正當其時。
會議主旨演講環節，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網信辦主任朱詠雷以“上海發佈”為例，闡述瞭習近平總書記網絡治國理政思想在上海的實踐。提及網絡理政，朱詠雷認為，創新服務途徑、提升城市治理手段和能力、整合優化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資源，是“上海發佈”堅持的方向。
如果說“上海發佈”是互聯網環境下以政府為主導提供線上政務服務的典型案例，此後興起的政府提供服務內容，企業提供平臺的線上政務服務方式同樣值得矚目。清華大學國傢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孟慶國教授認為，互聯網推動瞭政務服務范式的創新，重構和加強瞭原有的服務渠道，使服務方式從政府單方面供給走向平臺嵌入、群眾參與，同時用戶參與服務促使瞭政務服務模式的重構和評判標準，促使政務服務能夠車用喇叭推薦更好地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
“網絡理政”不僅是將網絡作為理政的手段，而是要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涉及政府信息公開、公共參與決策、多主體協同治理以及個性化便民服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一理念已成為與會嘉賓的共識。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何艷玲教授分析瞭互聯網帶來的開放和原有治理模式的變革、沖突和原因，並提議政府應制定更為精準的政策、調整結構、建設更為有效的溝通渠道，以更開放的方式和心態，建構起新的治理模式。
提及今年網絡輿論場新變化，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榮教授指出，2016年，微博重回高地，成為最重要的輿論場，同時和微信、“知乎”、“果殼”等網絡社群和知識問答平臺崛起，形成多平臺協同影響網絡輿論走勢的新業態﹔中產階級逐漸成為輿論的主流，年輕的“90後”、“00後”作為互聯網時代的“原著民”開始發聲發力，建構中國互聯網環境新生態﹔資本和商業的邏輯加速影響著中國的輿論場，資本成為影響輿論場變化不可小覷的“操盤者”，蘊含新取向。此外，網絡熱點從“反腐”轉移到瞭“安全”上，折射出網民對切身利益的關註，網絡表達也漸趨理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尹明華主持會議。與會專傢達成一致共識：“網絡理政”的提出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網絡理政與數字政府建設必將在未來若幹年內，取得跨越式的進步和發展，成為國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和應有之義。在互聯網成為人們主要的交流渠道和溝通平臺的今天，政府適應形勢，推動網絡時代下的國傢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在必行。
本次論壇下設五個分論壇，就“范式創新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輿論轉型與網絡社會研究”、“數字政府與智慧城市建設”等議題展開瞭深入探討。
借力互聯網重構網絡理政新范式
人民日報上海分社副社長李泓冰強調，網絡問政和網絡理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主體是各級黨政機關，客體是網民，主動權在官方手裡。而“理政”作為現代國傢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網絡理政”的提出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在此過程中，人民從被動應答到主動參與，從執政手段變為執政目標，從根本上打破瞭傳統的慣例。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沈國麟認為，中國的網絡理政體現的是國傢-社會關系的重構，目標是要建設數字政府，推動數字治理，理念是要開放、安全、服務、回應和協商。他強調，所有的理念和機制都需要協同﹔協同要在執政黨的指導下進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新聞與傳播研究》副主編）朱鴻軍認為，在政治塑魅的過渡時期，需要防止民粹主義的混亂。因為信息具有祛魅功能，政治治理具有塑魅功能。社交媒體的普及為信息祛魅功能世俗化的實現提供瞭可能，塑魅的主體、手段和方向都會發生變化。民眾參政的可能性進一步變大。
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教授張健認為，當互聯網對傳統的科層制結構造成種種沖擊之時，傳媒制度最先分崩離析。因為我國的科層制結構由來已久，而傳媒制度在最初構建的時候也參考瞭科層制，具有科層制的種種特點、優勢以及弊端。
律兜互聯網法律服務平臺創始人金為鎧通過數據和案例分析認為，在社會治理中，需要有多平臺構架的網絡社會治理體系，在其中切入法律的專業資源，提高公眾的規則意識，是未來的趨勢。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網絡傳播學院副院長孫靜指出，在開放的復雜系統中，線上的虛擬社會和線下的現實社會相互作用，體現出的湧現性，最終導致瞭虛擬及現實社會中的群體性事件。一定要重視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高度融合所帶來的現實問題。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偉指出，以電子政務為特征的網絡理政正在成為各國政府治國理政的新范式。自由、安全和民主可能是新的范式中需要被遵循的價值目標。在我國，自由或許會被替換成其他的詞匯，但價值體系的確立需要哲學的指導。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朱春陽建議，政務微博應定位於政府部門在社會危機中的溝通自救平臺和網絡群眾路線的平臺。輿情的第一溝通平臺應該是微博不是微信，政務微信的定位更類似於便民服務小秘書，是線下政務大廳則是在網絡空間的延伸。微博與微信由高雄汽車音響改裝推薦原來的替代、競爭關系轉向瞭共生共震關系，微博是輿情引導第一場域的地位不可撼動。
洞悉網絡社會把握輿論轉向汽車音響改裝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指出，2016年，網絡輿情呈現出顯性輿論場熱度下降、雜音減少，但隱性與論場暗流湧動。輿情熱點從城鄉結合部向一線城市漫延。在熱點輿情背後，是社會轉型時期的深層矛盾和公眾的內心鬱結，主要體現為三個階層的集體焦慮——“底層訴求”、“新中產焦慮”、“體制內信心〝問題。需要充分展示十八大以來嚴厲反腐、全面深化改革給社會各階層帶來的〝獲得感”，以對沖這種“集體焦慮”。
東華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李永智認為，從理論角度而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傳播的工作。傳統媒體的管控思維之下的信息傳播與表達是居高臨下的教育說服，將學生置於被動的被說服教育境地，而沒有認識到傳播是一個傳與受的雙向互動環節。因此，高校新聞輿論工作客觀存在著兩個輿論場的現象。
上海社會科學學院新聞研究所副所長戴麗娜認為，當前，輿論信息生產和傳播主體構成呈現出海量和多元的特征﹔平臺的崛起使傳統主流媒體的地位受到威脅﹔融合與分化並存是當前輿論場域的顯著特征。因此，要反思傳統媒體的轉型路徑是否正確﹔需要論証利用算法進行精確引導是否可行﹔要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平臺治理模式﹔需要從戰略規劃、人才培養和策略調整等方面提升國際輿論引導能力。
宏博知微CEO於霄認為，新媒體平臺每年都在發生劇變，無論基於互聯網開展國傢治理，還是管理管控互聯網平臺上的媒介和聲音，都要敏銳的把握各個媒體平臺的流量分佈，人群特征，傳播特征，內容特征。於霄博士以近一年微博的二次崛起和快手的野蠻生長為例，闡述瞭近期新媒體發展的的特征及趨勢。
河北大學特聘教授、新聞傳播博士一級學科帶頭人、河北大學伊斯蘭國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白貴指出，當前，在我國的網絡空間當中，民族歧視或者仇恨言論，呈現瞭泛濫的趨向。因此，需要依法治理網絡空間中的民族歧視和仇恨，劃定一些重要界限。要向網絡媒體從業者及網民普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必要知識以及相關的法律和法理，發揮相關專傢的智囊作用，並借助專傢學者研究清晰界定法律的界限和標準。
國傢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呂本富通過社交網絡的聯結和斷裂特征分析認為，當前，在社交網絡中由不同人群創造的交流亞文化正在向主流文化邁進。社交網絡中的聯結，就是通過六度空間找到的人，最重要的通過朋友建立彼此的公共區。但是，也要適當逃離社交網絡。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安徽大學輿情與區域形象研究中心研究員薑紅認為，在網絡當中，理性和情感兩者之間並不相互排斥，其界限已經開始變得日益模糊。傳統認為公眾一定要公開表達意見，這個表達還必須要有一定傾向性，但互聯網平臺給情緒的表達提供瞭可見的渠道，讓理性之外公眾的情緒有瞭更多的呈現方式。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濤甫指出，新宣傳正是為瞭適應互聯網大勢而做出的努力，執政黨應該成為意識形態的領導者，社會形態的引導者，社會情緒的疏導者，中國話語的主導者。因為互聯網的介入使傳統政治權力結構和傳播權力結構被放大，原來的閉環格局被打碎，巨大的活性被釋放出來。
開放數據推進數字政府建設
湖北省信息中心總經濟師江艷玲認為，今後，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建設需要進一步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批事項，積極開展試點示范和深化數據應用。平臺建設模式要採用“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以改革為指引、以問題為導向，以合法簡便安全為原則。
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所長張雪魁認為，信息技術革命催生瞭各種各樣的“數字政體”，這種“新興政體”與“傳統政體”（民族國傢等）之間的張力加大。數字政治的發展，使得全球治理的傳統主流話語體系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促其不得不進行革命性的變革﹔數字政體的發展，使得全球治理的思想理論資源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促其不得不進行歷史性的更新﹔數字政治的發展，使得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促其不得不進行顛覆性的重建。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認為，政府不是生產者，政府隻是做平臺，也就是說政府即平臺。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政府要開放數據，社會利用數據，然後共同解決問題，提供服務，創造價值。
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方師師通過分析臉書“偏見門”事件，認為用戶需要更深地卷入到社交媒體的使用當中，“用的越多，越是你想要的”。當前正處於社交媒體成為實質性新聞入口的緊要關口，大型互聯網公司轉型平臺媒體，平臺媒體逐漸主導用戶新聞接觸。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網絡身份事業部執行主任嚴則明認為，網絡治理必須以網絡身份管理和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先行，才能最大化的保障信息安全。網絡身份標識技術（eID）和服務體系能夠認定網絡活動的責任主體和行為，具有“去身份化”和“碎片化”的作用。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師、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海晏提出，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城市傳播與治理需要網絡化機體，因此要構建適應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城市傳播與治理的新體系。這是增強基層自治與服務功能的需要，中國後半程城鎮化發展的需要和新媒體時代的傳播需要。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傢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李瑞昌認為，當前，要用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方式解決融合型社會中新的矛盾糾紛。因為互聯網社會中的人際關系是基於地理空間維度的，互聯網把morel汽車喇叭時間和空間都擠在一起，形成瞭融合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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