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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遠筍：馮天瑜——考析中國文化發展脈絡台中月子中心價錢
作者：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7年09月27日16版）
更新時間：2017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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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台中產後照護推薦覽與庭訓
馮天瑜成長於辛亥首義之城武昌，他的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式名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一期生，受教於梁啟超和王國維，專攻歷史考據學。馮永軒1926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時，梁啟超集宋詞名句、王國維選取東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一，手書贈予他。梁、王條幅長年懸掛於馮傢堂屋，馮永軒又時常談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種種逸事，故馮天瑜自幼就對梁、王二公有一種傢中長老的親切感。
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自少年時代便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籍。這首先得惠於他就職湖北省圖書館的母親張秀宜。馮天瑜自小學3年級至高中畢業，一直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每天放學歸來，照例到母親主管的兒童閱覽室看“小人書”。初中以後，為圖書館浩博的藏書所吸引，遂改弦易轍，變為成人閱覽室的常客。令他搖情動魄、形諸舞詠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早年從這些名著中獲得的對於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於他後來對於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與把握，尤其有助於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少時馮天瑜喜歡閱覽的另一類書籍是遊記和地理書。這類書的閱讀經驗，使得他足不出戶，便可神交古人，泛遊九州。有段時間，他特別著迷於地圖，常常一連幾小時閱看不息，以至於可以隨手繪出中國各省區及世界各國的版圖輪廓。這種生動而具體的空間感的培育，對於馮天瑜日後成為史傢，也有特別意義。因為歷史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之內運行，史傢必須同時具備清晰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意識，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質地感、度量感，如歷其境地體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圖右史”“知人論世”，方能達到對研究對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傢學淵源，以及幼年以來的積累，馮天瑜子承父業進大學歷史系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高中畢業前，傢庭的變故斷絕瞭他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馮天瑜隻得報考與政治背景不相幹的生物系，成瞭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一名學生，但他對於文史的熱愛卻始終沒有消退。
大學期間，馮天瑜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並練習寫作，陸續發表瞭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台中產後護理機構推薦雜文。馮永軒對於兒子喜愛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連續幾個寒暑假，給他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他由泛泛閱覽到逐漸精讀，從浮光掠影於知識聖殿邊緣到步入研習經典的大門，正得益於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的這段庭訓。
歷史文化語義學
1994年，馮天瑜調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學術視野更為遼闊，除瞭中華文化史、明清文化轉型研究以外，他還開辟瞭歷史文化語義學、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全新研究領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時間在日本授課並從事研究，得與多國漢學傢論難究學，並潛心開掘異域史料，進行中、西、日文化比較，將文化轉型研究向深廣處拓展。
1998年至2001年，應日本愛知大學之聘，馮天瑜在該校現代中國學部擔任專任教授，講授有關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課程。在這三年多時間裡，他得以切身體驗日本社會，並利用日本豐富而便捷的藏書系統，從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較和中日文化交互關系諸問題。馮天瑜選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為研究方向，這既是探索中日關系的富於特色的角度，又能借助日本人周密、系統的實證考察，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參照系。他以“幕末日本第台中月子中心費用一次訪清使團”為具體的研究課題，並在方法論上應用陳寅恪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的三條做法之兩條——“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寫成《“千歲丸”上海行》一書，“填補瞭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茅傢琦語）
考究術語生成史，是馮天瑜在日本講學期間的另一致思領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本是馮天瑜長期以來的用心所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於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范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窗口，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封建”考論》問世後，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為，馮天瑜對“封建”作瞭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為“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制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中國文化生成史
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於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為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系，於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後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不滿足於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於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瞭前瞻性探討。它並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為分界點，著眼於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隻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瞭歷史反思的起點。《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馮天瑜自謙為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餘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於今年7月刊行。於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並致力於三者間的‘相濟’，於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鑒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於紙上的最後程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莊於諧。邱漢生稱贊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為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傢。對於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謝遠筍，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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